姚璹的人物生平

1. 姚璹的人物生平

姚璹（shú） ，字令璋，散骑常侍、赠太常卿姚思廉之孙，博州刺史姚处平之子，银青光禄大夫、郑王府司马姚昌演之父，卫州参军姚仲良祖父。少孤。唐高宗永徽年间，明经擢第，累补太子宫门郎，旋以论撰之劳迁秘书郎。调露中，累迁至中书舍人，封吴兴县男。武后临朝称帝，历夏官、天官侍郎，因受其堂弟姚敬节反叛牵连，贬为桂州（今广西桂林）长史。后再授检校天宫侍郎。长寿元年(692)，擢迁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向武则天提出由宰相自撰时政记，建议得准许，遂成惯例。延载初年(694)，任纳言，坐事转司宾少卿。证圣初年(695)，加秋官尚书，复知政事。是年，明堂失火，武则天欲去正殿避“天灾”。上疏阻谏，武后纳其进言。后诏为总知仪注、封禅副使，负责重建明堂，以冬官尚书留守西京。长安中，听以冬官尚书致仕，进爵为伯，复官为工部尚书。神龙元年（705年）卒，遗命薄葬，赠越州都督，谥曰成。

2. 姚镆的人物生平

 姚镆字英之，明代浙江慈溪人。明代名臣，著名军事家。姚镆于弘治六年(1493)科举进士及第。任礼部主事，进员外郎。擢广西提学佥事。姚镆创立宣成书院，延五经师以教士子。初赴广西省任职，桂人（广西）祀拜山魑卓旺。姚镆毁其像，俗习改变。后姚镆迁福建副使，未几改督学政。正德九年（1514），姚镆擢贵州按察使。正德十五年（1520），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上边务六事，皆议行。嘉靖元年（1522），吉囊入侵泾阳。姚镆游击彭横出西路，当时指挥将卜云蒙冤于狱中，姚镆当即释放卜云，并任命卜云为副统领。姚镆率军半夜袭击吉囊，斩其二将，吉囊慌忙逃去。朝廷下诏令嘉奖了姚镆，不久之后召为工部右侍郎。嘉靖四年（1525），姚镆任右都御使史，提督两广军务兼巡抚。田州士官岑猛图谋不轨。姚镆调遣永顺、保靖兵马，命令沈希议、与张经、李璋、张佑、程鉴各统兵八万，分道进讨。姚镆则与总兵朱麒等将领攻破罗定 、丹梁。采用沈希仪的计议，结合岑猛岳父岑璋使为内应，结果大破岑猛。斩杀了岑猛的儿子岑邦彦。岑璋诱杀了岑猛，献上岑猛首级。朝廷诏进姚镆为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诸将进秩有差，姚镆请改设流宫，陈善后七事，制可。遂命参议汪必东、 佥事申惠与参将张经率兵万人镇田州等地。汪必东、申惠移疾他驻。岑猛余党卢苏、王受等诈言岑猛不死，借交址兵二十万至，夷民皆相信之。卢苏等攻城，张经等不敌突围而去，城就陷落敌手。王受亦攻入思府。巡抚御史石金劾姚镆失策罔上，并论前总督盛应期，皇帝以姚镆有功，许便宜抚剿。卢苏、王受数次请求赦免，但姚镆不准许，打算准备大力讨剿。正当朝廷议起王守仁督两广军，令姚镆与之共事时。姚镆却以病请辞，由驿站归。起初，广东提学道魏校毁诸寺观田数千亩，尽入霍韬、方献夫诸家，姚镆到广东之后，将数千亩寺观田归还原主。霍韬、方献夫因此恨姚镆，便与张璁桂联合排斥姚镆。说大同应当征收反而抚振，田州应当抚振反而征收，皆费宏谋国不成，酿成南北患。姚镆既得请愿，方侯代、千夫长韦贵，徐五攻复思府。姚镆上其状。诏先奖赏韦贵等，而以抚剿事宜俟守二处置。既而姚镆奏辩石金的前疏，诋金阻挠养寇。石金再疏诋姚镆。无奈皇帝先听张璁等言，结果姚镆落得闲职而居。后来，卢苏，王受又复叛乱，皇帝又想起姚镆而任用其。嘉靖十三年，姚镆任三边阙总制。大学士费宏、李时同召对，费宏推荐姚镆，不时亦相助姚镆。遂命姚镆以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军务。姚镆未曾赴任，费宏去世，姚镆又辞职，令皇帝很不高兴，结果姚镆又落闲职而居。姚镆既己罢职，而推荐者至二十疏，不用。姚镆在家闲居数年后去世。姚镆着有《锦囊琐缀》八卷等。

3. 姚最的人物生平

姚最，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绘画批评家，其生卒年，文献中大多为不详，但近来有学者确定姚最应生于公元536年，卒于公元603年。又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辩证》中记载：“（姚最）生于梁，仕于周，殁于隋，始终未入陈”可以知道，姚最并不是陈朝人。其父为姚僧垣，其兄名姚察。史书记载姚最自幼聪颖好学，少长便博经通史，特别是很有有著述的才能。到了十九岁的时候姚最便随父亲入关进入萧梁。此时为公元555年，即梁元帝萧绎崩后的第二年。后于近25岁时进入北周，并在北周“预为学士”直到隋朝建立后因事于公元603年坐诛。时年67岁。其最大的成就传为南朝著名画论《续画品录》，此书作为对谢赫的《古画品录》的补充，记录了南朝后期的画家。继承和发展了由谢赫提出的“六法论”，但不分品第。这种体例也曾被后代画史著作所采用。但是近几年有学者考证《续画品录》的作者极有可能是姚最的父亲姚僧垣，因姚氏父子郡望相同，才艺仿佛所以误考为姚最所著。

4. 姚燧的人物生平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洛西（今属河南洛阳）人，祖籍营州柳城（今属辽宁朝阳）。他的祖先在辽金两代做过高官，伯父姚枢，金亡后仕蒙，后来加入忽必烈幕府，是元初著名的汉族儒臣。姚燧三岁那年父亲姚格亡故，伯父姚枢收养了他，并对幼年的他非常关切，要求也十分严格。在为姚枢撰写的碑文中，姚燧曾云：“燧三岁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暗，教督而急。”这引起了有“关西夫子”之称的河南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奂的关注。杨奂卒前，将其次女许醮与姚燧。这一段时期，在姚枢指导下，他主要学习了《小学》、《四书》。十三岁，姚燧在苏门山（今河南辉县市境内）认识了前来拜访姚枢的元代大儒、著名理学家许衡。十八岁时，他在长安正式拜许衡为老师，学习理学。史称许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又能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姚燧从许衡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再加上他学习刻苦，长进很快。可以说在许衡等的影响下，姚燧前期主要以理学者的面目出现，这对他后来成长为一个文学家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姚燧文学思想中的理学因素和许衡有很大关系，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二十四岁，姚燧“始取韩文读之”，深为其古奥硬朗、雄刚昂仰的风格所吸引，这使他对当时文坛承袭金文，宗宋尚苏而流于滑易骫骳的文风更加不满，决心通过自己的实践走出一条变革文风的路子来。至元八年（1271），许衡因与权臣阿合马不合，辞去中书左丞，转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开国子学，择蒙古弟子以教。他奏召十二弟子为伴读，分置各斋，为斋长。姚燧为其中一人，遂应征至大都。十二年，姚燧被任命为秦王府文学，从此走上了仕途。此后的五年中，他随元军到地方去安辑人民，兴办学校，致力于抚平元宋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这五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五年三人蜀，十病九归秦。”诗句中流露出无限怀念之情。至元十七年，姚燧除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对无罪误人和连累关押在狱者，“皆纵释之”，“人服其明决”。后三年，转任山南湖北道按察副使，于次年按部澧州，赈灾济民，兴利除弊，“孜孜如弗及”。仕途经历使他看到当时官僚的腐败黑暗，也使他认识到战争给社会造成的百业凋零、满目疮痍的巨大破坏，他深深体味到当时民众所处的苦难境地。至元二十三年（1286）夏，朝廷以翰林直学士征召他。此后他又断断续续地任过大司农丞、翰林学士、江东廉访使和江西行省参政，都以尽职尽责著称。大德十一年（1307）冬，姚燧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后一次转机：元廷仿汉征四皓故事起用姚燧为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主修《成宗实录》《武宗实录》。久于文坛，又至此高位，使当时的文人对他的修史为文多推崇有加，奉之为文坛盟主。姚氏馆内名人出入（如阎复、胡祗遹、尚野、吴澄、袁桷、邓文原、元明善等），跟随他学习古文的也云集影从（如张养浩、贯云石、孛术鲁翀、李泂、谢端、李之绍、刘自谦等），真可谓是门庭若市，象笏满床，国内域外都以求得姚燧文章作为荣耀。至大四年（1311），武宗、成宗《实录》终于修成，进之后不久，姚燧得告南归。皇庆二年（1313）九月十六日，卒于家中，享年七十六岁，元廷谥之曰文。为政之暇，和古代的传统文人一样，姚燧也喜爱游历山水。在《别丁编修序》中，他说：“自历荆宪至今，其间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之一，而水陆舟马周历乎澧峡、归、鼎五州七县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山之清驶奇峭，人才之标特秀异，实若富于心中。”在《圣元宁国路总管府兴造记》中，他又说：“燧思士生文轨混同之时，亦千载之旷遇，江山之形胜，风土之微恶，民俗之浇淳，必一就观。”姚燧一生南北迁徙数次，足迹几遍中国。今天可以考知的有长沙、武昌、龙兴、九江、彭蠡、铜陵、湖口、岳阳、金陵、杭州、旌德、江州、会稽、吴城、扬州等地，其中武昌、龙兴、吴城等地他都到过多次。秀丽多姿的山水风光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不但扩大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也陶冶了他的情操和品格。在游历中，姚燧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也使他的散曲小令带上了民间色彩。姚燧出身名门，师从硕儒，这种环境再加上天性和才气，使得他恃才放旷，颇为自傲，养成了豪迈耿直的个性。他推崇唐代“名满天下，英风豪气人莫能比”的大文学家、书法家李邕，《元史》记他“然颇恃才，轻视赵孟頫、元明善辈”。元代前期高丽沈阳王父子，连姻帝室，用财货结交朝臣，许多大臣都为之所动。至大年间，姚燧做了翰林学士承旨，名倾京师，当时的文人名宦多以求文为事，“其不得者，每为愧耻。”附庸风雅的沈阳王父子于是也向姚燧求为诗文，并赠送财宝。姚燧鄙视当时朝臣的贪婪失志，也看不起沈阳王父子唯事货赂的行径，没有答应。这最终导致朝廷降旨，他才勉强作文应付。沈阳王父子得文后十分高兴，当即赠送币帛、金玉、名画，多至五十筐。姚燧平素非常喜爱搜集古玩名画，但是这次他却立即将其分给了属官、吏胥和侍从，留下金银送给翰林院做费用，自己丝毫不取。有人不解，他说：“彼藩邦小国，唯以货利为重，吾能轻之，使知大朝不以是为意。”充分反映了一个大国朝臣的器识和风度。后世修史者称赞他“器识豪迈过人”。为了统治需要，蒙古贵族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优礼政策。元初，佛道二教都相当盛行。当时北方的寺院道观鳞次栉比，门派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各个派系都出现了许多名声远播的大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姚燧既负一世之名，自然免不了奉命为佛寺撰写碑记，但是他却往往在文中公开声明自己是儒者，撰写碑文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燧学儒者，未尝知为佛氏之言”，“燧性颛蒙，于周孔书，童而习之，白首不知其源，矧于佛书？未尝一望其涂涯，岂敢妄为曰知？然以压于储皇之命，不敢礼辞，故惟即夫赐田以言。”自觉地与佛学划清界限。不仅如此，他还借此机会批评元代佛教泛滥、寺院林立、僧徒众多的状况，如《重建南泉山大慈化寺碑》、《储宫赐龙兴寺永业田记》等，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终于，在他七十四岁那年发生了“磨平淮碑”事件。这一年，他奉元武宗之命撰写了《崇恩福元寺碑》，文中有“祝发与前圣往矣，于佛焉依”等语。当时的一些僧人认为“祝发”是谩骂出家人，“焉”是疑问词，表示否定，他们对这非常恼火，把它诉诸太后。这件事后来经李宗师等据理力争才免于追究，但还是磨平碑文，转由他人别撰。位至光显而依旧个性耿直，刚烈不屈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不见容于朝是必然的。恐怕这也是他每每任职不久就辞职的原因之一。做为一代文豪，与元代社会风尚相合，姚燧的性格又具有风流洒脱的一面。宴席之上，酒酣神爽，赋诗酬文，他都表现得颇为豪放洒脱，流露出风流疏宕的个性。受世俗放荡风气的影响，姚燧也时常出入秦楼楚馆，有过一段狎妓生活。从今存资料看，与姚燧交往的大多是色艺双全的名妓。《青楼集》里就载有他和阎复等人常于“能诗词，善谐笑，名重京师”的乐妓张怡云的海子家中小酌、弹饮的佚闻。而今存作品中，这方面的记载也有不少，词〔浪淘沙〕《赠重阳奴》和散曲〔越调〕《凭阑人》等就是代表。姚燧身居高位，在与同僚们宴饮时，自然也不乏歌妓侑酒的场面。在一些诗词中，他也写到这一点，表现了他风流洒脱的个性。在与歌妓的交往中，姚燧同情她们，尊重她们，理解其不幸的处境，也为她们鸣不平。他在大都任翰林学士承旨时，偶于宴席中，遇到一位秀丽娴雅的歌妓，微操南音。姚燧把她招到席前，问之再三，终于得知她是宋儒真德秀的后人，因父亲官微禄薄无法偿还公债而被卖入娼家，于是他派人请求丞相为之落籍。事后又把她以女儿的身份许配给他熟悉的一名史官。这件事在京师被人传为盛事，嘉兴县阙为此曾赋诗三百余言。《辍耕录》以“玉堂嫁妓”为名完整地记载了此事。

5. 姚有多的个人生平

1937-2001，浙江宁波人，擅长中国画。自幼喜爱绘画并表现了突出的才能，年轻时即投身于连环画创作，成为专业画家。早年从事连环画创作，1952年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员。 1956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受教于蒋兆和、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诸大师。195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留校任教。 历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画系第二画室主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石涛艺术学会理事、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名誉教授 。作品有《幸福颂歌》、《新队长》、《陈胜吴广起义》、《抗洪图》、《牧归图》、《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著作有《中国现代名家画谱--姚有多》、《写意人物画》教材。出版《姚有多画集》，2001年1月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 。

6. 姚枢的人物生平

 姚枢，字公茂，本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后迁洛阳（今河南洛阳） 。其先祖作为后唐的使者出使契丹，不知什么缘故留居其地，遂落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100多年后，姚枢的祖父和父亲先后担任金国中下级官吏，其家辗转回到中原。姚枢生长于洛阳， 金末，他父亲姚渊调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乃徙家于许”。 姚枢自幼读书刻苦，自期甚高，当时闲居许州的名士宋九嘉对他倍加赏识，认为他有“王佐略”。 这个时候，在蒙古军队长鞭的频频抽打下，金朝已是风雨飘摇。公元1232年，蒙古军攻破许州，姚枢被迫出逃。这时，宋九嘉已出任蒙古官职，姚枢就到燕京（今北京）投靠他，宋九嘉将他推荐给了名臣杨惟中。所谓“英雄惜英雄”，当时姚枢32岁，杨惟中只有27岁，两个青年才俊相互欣赏，杨惟中很快推荐姚枢前往漠北，觐见窝阔台。那会儿漠北没有汉人士大夫，窝阔台“喜其来，甚重之”，留他在身边数年，姚枢因此熟知了蒙古的风俗和文化。 1235年，皇太子阔出统兵攻宋，姚枢受诏从杨惟中随军出征，到汉地求访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类人才。这是姚枢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演出，可说极其成功，他以睿智的目光和果断的行动，对历史的演变发挥了深刻的影响。姚枢深知自己此行的意义，在血腥而无序的战争中，他敏锐而专注地履行使命。蒙古军破枣阳，主将欲坑杀姚枢搜罗的各色专门人才。在他的全力保护下，这些人脱逃“入竹林间，尽免于死”。 不久，蒙古军又打下德安（今湖北安陆），“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其时，姚枢还没有能力制止滥杀，但他拿着窝阔台的诏书四处奔走，尽力解救身着儒服的人，其中一位叫赵复的人言谈不俗，慧眼独具的姚枢当即将赵复带在身边，与他同吃同住。不久，姚枢亲自护送赵复北至燕京。为“传继道学之绪”，在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下，姚枢协助杨惟中在燕京创立太极书院及周子（周敦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请赵复为师，选俊秀有识者为道学生”，从学者达百人之多，由是，理学在北方传布日广。而姚枢“首受其学”，成为赵复的第一个学生，精心研读“程朱二子性理之书”，很快成为阐扬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理学产生于北宋，但随着大宋南迁，该学派主要人物流落江南，传承到朱熹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理学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但这种新兴的学术，在北方却没有多少回响。金和南宋对峙百年，导致南北“声教不通”，金朝的儒士崇尚汉代经学的章句注疏，“学文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而在公元1235年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姚枢发现、保护、推荐了赵复，瞬间打开一扇南北文化交流的大门，程朱理学由此在北方广泛传播，令北方儒士沐浴在耳目一新的学术空气中。当时人评价说：“北方知程朱之学，自（赵）复始。”而黄宗羲之子、明末清初经学家黄百家回望历史烟云，也曾感慨道：“自赵江汉（赵复号江汉先生）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由于姚枢、窦默、许衡等人的努力，元朝尊信程朱，将理学定为官学。此后，明清承续元代，也以程朱之学为官学。当初，姚枢发现、救护赵复，只是一点灿烂的星火，但因缘际会，这点星火竟成燎原之势。 公元1241年，40岁的姚枢命运发生一次重大转折，这成就了他与辉县百泉的一段缘分，也成就了他与许衡、窦默等大儒之间的情谊。有时候，生活的转变来得出人意料。40岁，大笔的贿赂摆在姚枢面前，因无法拒绝，他只好选择了转身离开。那年，窝阔台任命姚枢为“燕京行台郎中”。“燕京行台”也叫“中州断事官”，是蒙古汗国总理汉地政务的官职，当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花剌子模人牙鲁瓦赤，此人经商出身，性喜货贿，为了不得罪他，各地官员和掌握兵权的“世侯”竞相往燕京送银子。大约为了堵住姚枢的嘴，牙鲁瓦赤常把贿赂分一份送给他。姚枢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想要，但顶头上司又得罪不起，洁身无门，只好放弃一切，挂冠而去，携家小迁至辉州苏门（今辉县北苏门山，百泉即在该山下）隐居。 来到苏门后，姚枢的生活是简朴的，没有了燕京城的高堂华屋，他“诛茅为堂”，盖起了茅草屋，然后出资垦荒田数百亩，“修二水轮”灌溉，让自己的生活有了基本的着落。随后置家庙，奉祠四世堂龛，“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自己“终日危坐”，潜心研读程朱之书，如醉如痴。那时北方长期战乱，各种书籍相当缺少，刚刚从南方传来的理学典籍更是匮乏。苏门山下，姚枢亲自从事小学、四书的刊行，还动员朋友出资刊刻图书，散发到四方。这时，“江汉先生”赵复已彻底从人间隐匿。出生于南方的赵复，与杨惟中、姚枢等人不同，他的“华夷之辨”观念十分强烈，心向南宋，不愿事元。忽必烈曾召见他，问道：“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答道：“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虽然在姚枢的劝说下，他前往燕京传授程朱理学，但一年后就隐居起来。没有了赵复，执著的姚枢就成了北方理学传播的核心人物，前来求学问道的人数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成为大儒的许衡和窦默。姚枢隐居苏门山时，许衡已30多岁，也是一位老师了，他闻讯前来拜访，读到“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顿觉眼界大开，兴奋得“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遂敬信如神。回去后，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去我教你们的都不对，现在我才知道了进学之序！”不久，许衡就带着家人和学生迁至苏门，与姚枢“相依以居”。另一位饱学之士窦默也前来隐居，与姚枢、许衡等人“慨然以道为己任”。他们过从甚密，经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从学者甚众，辉县一时星光闪耀，成为理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在北方名声极为响亮，名士王磐受窝阔台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学生转至姚枢处从学。这段研读岁月长达十年，姚枢、许衡、窦默后来都卓然而成大家，并且都受到忽必烈的重用。 姚枢隐居辉县之时，并没有考虑自己的仕途。在苏门山下，他“读书鸣琴，若将终身”，悠然自得，似乎要终老于林泉。公元1250年，忽必烈派人前来征召，50岁的姚枢慨然允诺，走下苏门山，走出百泉，再次前往漠北。初到漠北，忽必烈“时召与语”。这是一种试探，姚枢没有错过机会，他上书数千言，总的要领是劝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姚枢首先谈形而上的，“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然后是形而下的，谈改革时弊的要务，多达三十条，包括立省部、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重农桑、修学校等。各种建议都论及具体实施的方略，“施张之方，其下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忽必烈大感惊奇，“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姚枢在忽必烈跟前一出手，很快赢得了信任。这一点很重要，与君王交往，信任是第一位的，韩非子在《说难》中，曾以“智其子而疑其邻”等一系列故事，反复地说明这个道理。再有能耐的人，也只有获得了信任，才能获得施展的空间。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姚枢到达漠北时，他还只是位普通的藩王，但此人胸有大志，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智谋之士，这是姚枢毫不犹豫地应他征召的重要原因。以后，在蒙古汗国的大舞台，他凭借着杰出的洞察力，一次次让忽必烈避开灾难，走上坦途。一年后，在蒙古王族的权力之争中，忽必烈之兄蒙哥取得蒙古汗国大汗之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汗将漠南汉地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对于早已“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来说，这是多年梦想一朝得圆的时候。他大喜过望，大张筵宴，与幕府众多谋士、名流庆贺。对于整个忽必烈利益集团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因此众人都忘乎所以，兴高采烈，“奉觞称贺”，独姚枢坐于席中，默然无语。 待至席散，众人皆出，忽必烈让人留住姚枢，问道：“众人在席间皆作贺词，你独默然而坐是什么缘故？”姚枢等的就是这一问，他直截了当说出心里话：“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下子，轮到忽必烈“默然”了。姚枢继续说道：“以后大汗身边的人乘隙进谗言，大汗必定疑心、后悔，因此将夺了你的权。不如只接下兵权，将行政权力交回，请大汗派出相关机构掌管。这样才势顺理安。” 这番话，估计令忽必烈听得一头冷汗，他肃然答道：“虑所不及也。”恍然大悟之后，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自古君权的排他性都会产生惨烈的后果，自相残杀的事例不胜枚举。随着忽必烈在汉地站稳脚跟，声望日隆，蒙哥汗也扫清了异己，对亲弟弟的猜忌之心，顿时强烈起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在忽必烈掌管漠南兵权的第二年，蒙哥汗大封同姓，命忽必烈于南京（今开封）、关中自择一处，以为封地。忽必烈与众谋士商议，大家计议不定，姚枢道：“开封一带逼近黄河，水道迁徙无常，土薄水浅，四处有盐碱地，不若关中深居腹地，险要可恃，土地肥沃，古名天府陆海。”忽必烈遂愿处关中。 过了一段时间，蒙哥汗对忽必烈说：“关中虽好，但人户寥落，所得财赋，你如何够用呢？我瞧怀孟一带地方，人烟很是稠密，如今也归你掌管，方可以调剂得平。”忽必烈招纳人才，精心治理，这两个地方后来都成了他的根基。这一年，姚枢再次上书忽必烈，分析了公元1235年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种种失误，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唯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这不仅造成了南宋人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这决不是安邦定国之策。他建议，变春去秋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等到边备充实，方可有大的作为。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施行姚枢的这一策略。当时立经略司于开封，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去则耕种。随后，又接受姚枢建议，置都运司于卫地，通过黄河转运粮草，不一、二年，河南大治，成为蒙古军日后进攻襄樊的根据地，也成为忽必烈的重要根基。忽必烈奉命征讨大理，在一次军中宴会上，姚枢讲了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大将曹彬攻占南唐后不杀一人，市不易肆的故事，委婉地劝谏忽必烈不要滥杀。忽必烈当时没有说话，第二天出发时，在马上大声对姚枢、也是对全军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忽必烈将“屠城令”改为“止杀令”。 忽必烈在汉地的一系列行动，尤其是他率军平定大理，既打通向南商路，又对南宋形成包围之势，使他的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但这样一来，便有了“功高镇主”、“尾大不掉”之嫌。蒙哥汗身边的贵族，逐渐有人表示担忧，称“王府（指忽必烈）得中土心”，告发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公元1256年，蒙哥把看不顺眼的堂叔、堂婶、堂兄弟拾掇完毕，听着越来越多的闲话，开始对亲弟弟有了猜忌之心。他指派亲信阿蓝答儿到忽必烈封地，设置专门机构“钩考局”，借经济问题开始说事。倚仗蒙哥汗声威，阿蓝答儿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这两位是最为著名的汉将，在朝廷有强硬的后台）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这一切，显然是冲着忽必烈来的。忽必烈与蒙哥的关系顿时令人猜测万端。姚枢对此洞若观火，深知个中险恶，关键时刻，他为忽必烈条分缕析：“大汗君也，兄也；大王弟也，臣也。这事没法儿计较，远离朝廷本来就容易遭受不白之冤。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消除大汗疑忌，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他向忽必烈建议，请他将自己的妻子和世子送到首都和林，送到蒙哥汗的眼皮底下，在那里长期定居，以表明忠诚心迹，这样，蒙哥汗的疑忌自然会解除。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回到大汗身边，彻底解除他的猜忌。忽必烈思考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这年十一月，忽必烈先后两次遣使觐见蒙哥，表白自己愿意“归牧”漠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端一杯酒站着敬献哥哥，恭恭敬敬行了礼退回座位，然后再次敬献一杯酒，再退下来。等他第三次去献酒，蒙哥汗的眼泪潸然而下，忽必烈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淌，他想为自己告白，蒙哥汗却伸手制止了，两兄弟张开双臂相拥在一起。随即，蒙哥汗下令撤销“钩考局”。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漠北。在漠北闲居一年后的公元1258年，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连连失利，蒙哥想到那个被自己委屈了的能干的弟弟，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其咨谋军中，“比为王猛”。公元1259年，蒙哥汗战死于四川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县）钓鱼城。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闻听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他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南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公元1260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得到各路蒙古贵族拥戴，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随后发生的一件大事，再次显示了姚枢惊人的洞察力。称帝后，忽必烈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也自称大汗的阿里不哥，这时，用兵山东的世侯李璮发动兵变。在兵变前一个多月，李璮送到燕京当人质的李彦简悄悄逃走，忽必烈闻讯马上召姚枢商议，要他预测李璮动向。姚枢认为，对方兵变后有上中下三策可供选择，“使乘吾北征之隙，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 事态的发展证实，姚枢的预见极其敏锐、准确，为忽必烈的及时决策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在姚枢后人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铭里，称赞他“不固富贵，进退礼敬……故不取耻当时”。这段话曲折地暗示，姚枢晚年的遭际并不十分理想。忽必烈的潜邸（即位前的府邸）时期，姚枢是他最倚重的智囊之一，但在忽必烈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他却始终没有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因此没有显著政绩。这不太符合人之常情，原因何在呢？有史家探讨这一问题，认为根本在于姚枢是一个“儒者”，“以道为己任”的人生态度，使他不愿追逐“功利成效”，更注重安定天下，节用爱民。 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文人具有的正直的品格和道德操守与东汉末年曹操的大谋士荀彧如出一辙，他们的晚年竞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忽必烈登上皇帝宝座后，情形发生了变化。为了与弟弟阿里不哥抗衡，忽必烈亟须增扩中原财赋。这个时候，倡言舒缓民力、“藏富于民”的理学派儒臣，就不是他眼中最合适的大臣人选了。他起用了汉人王文统，此人精权术，擅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被窦默等人斥为“学术不正”，却善于理财，“敷对明敏”。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忽必烈对他十分宠信。1261年（中统二年），王文统请奏忽必烈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同时任命姚枢的朋友窦默和许衡为太子太傅与太子太保。表面上是对三人非常尊崇，实际上是把他们捧到不能再任平章政事之类职位，三公三孤，照例职位高于丞相之上，却无实权。姚枢与窦默、许衡一齐恳辞，对元世祖说:“陛下还没有立太子，我门当谁的太师？谁的太傅、太保？”忽必烈就改任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不过，王文统是李璮的岳父，李璮之乱发生后，他因有牵连被诛。王文统死后，元世祖诏任姚枢与左三部尚书刘肃同商议中书省事。实际上是任命姚枢参议中书省的机密与决策。一年后， 姚枢又任中书省左丞(左丞相的地位虽然低于右丞相和平章政事，却有实权，比同商议中书省事升职一级)。 因李璮之乱，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他虽然任命姚枢为中书左丞，但同时提拔出生在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阿合马为中书平章，主持工作。姚枢官至左丞相，似无赫赫之功，但实际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姚枢作了不少很有建设性的事，如设立枢密院，建议元世祖诏令将汉军分为十个“奥鲁”。每一个“奥鲁”设一个总管府；从此不再隶属“万户”，敕令凡奥鲁内有“万户”的“弟男”及“私人”皆罢除。所谓“弟男”、“私人”就是因战争被俘虏而成的奴隶。这一敕令，也是一大德政。 　　姚枢还策成了多件要事，如设立新条格(标准)、省并州县、核定官吏员数、品级、职务。改燕京为中都，与上都开平同为京城、改年号为至元、大赦天下。诏蒙兀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掌印官)，汉人为总管，回回人(包括畏吾儿与其它各国家回族人)充同知，“永如制”等等。 　　可惜，之后不久，姚枢因敌不过阿合马的恶势力被外调，“以左丞、行省西京平阳等处。” 就是带相衔先后到河南、山西等地主持地方工作。随后，元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费用浩繁，长期需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此大背景下，讳于言利、主张节用爱民的理学派儒臣更加不合时宜，姚枢曾被忽必烈斥为“不识事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一班“聚敛”之臣，因此得到重用。除了“不识事机”，姚枢还有一点颇招忽必烈烦。他以传播、显扬理学为己任，对蒙古贵族常欲“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结果招致忽必烈反感，这很可能是他被逐渐疏远的原因。不过，已做了中原王朝皇帝的忽必烈还是离不开姚枢。他先后任用姚枢主持修订典章制度和各种礼仪，在元朝基本建设层面上，姚枢仍然贡献巨大。1268年（至元五年）姚枢才被调回京城，任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事：“同议中书省事”。1273年（至元十年）才被任为“昭文殿大学士”。  姚枢晚年得了心脑血管病，大约在公元1275年的一天，他正在朝廷说事，突然倒在忽必烈面前。经太医紧急救治，他缓了过来。公元1278年，姚枢病逝于大都（今北京），谥曰文献。 遗命子孙将辉县作为他永久安息的地方。为了守护祖先的墓茔，他的一支后裔生活在这里。元成宗即位后，加赠嘉猷程世旧学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鲁国公。

7. 姚崇的人物生平

 69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作乱，攻陷河北数州。当时，军机事务繁忙，姚崇处理得当，有条有理，深受武则天赏识，被擢升为夏官侍郎。 698年（圣历元年），姚崇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后改任凤阁侍郎，又兼任相王府长史。  704年（长安四年），姚崇因母亲年迈，请求辞去官职。武则天遂免去他的宰相之职，但保留其相王府长史一职，让他奉养老母。不久，武则天又让姚崇兼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推辞道：“夏官执掌兵权，臣是相王府属官，兼任夏官不利于相王。”武则天深以为然，便改任他为春官尚书。 当时，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欲把长安大德寺中的十名僧人调到定州，充实私置寺院，致使僧人上诉。姚崇不顾张易之的屡次说情，断停此事，因此得罪张易之，被贬为司仆寺卿，但仍保留宰相头衔。九月，姚崇出镇灵武，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并举荐秋官侍郎张柬之为宰相。   705年（神龙元年），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发动神龙政变，拥立唐中宗为皇帝，复辟唐朝。姚崇恰于此时回到京城，得以参与政变密谋，因功赐爵梁县侯，实封二百户。不久，姚崇被外放为亳州刺史，后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 710年（景云元年），唐睿宗继位。姚崇被征召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升任中书令。 姚崇与宋璟协力合作，革除中宗时期弊政，任用忠良，贬黜奸邪，赏罚分明，杜绝请托，使得各项法度重新得到整饬，朝野都认为国家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当时，太平公主干扰朝政，诸王手握兵权，对皇太子李隆基构成威胁。711年（景云二年），姚崇与宋璟密奏睿宗，建议将宋王李成器、豳王李守礼外放为刺史，将岐王李范、薛王李业由羽林将军改为东宫属官，并让太平公主迁居东都。太平公主大怒，指责李隆基。李隆基无奈，只得上奏皇帝，称姚崇离间宗室。姚崇因此被贬为申州刺史，后历任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他政法简肃，吏治清明，得到百姓立碑颂扬。  713年（开元元年），唐玄宗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诛杀太平公主党羽，后到新丰（在今陕西临潼东北）检阅军队。当时，姚崇正在同州担任刺史，距离新丰不到三百里，按规定应到行在见驾，而唐玄宗也密召姚崇前来。姚崇到后，与唐玄宗议论天下大事，侃侃畅谈，不知疲倦，唐玄宗有意任命他为宰相。 姚崇遂提出十条政治主张：  实行仁政，废除严刑峻法。  息兵休战，不求边功。  法行自近，公平执法。  宦官不得干政。  拒绝租赋外的贡献。  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官。  礼待朝臣。  虚怀纳谏。  不再增建道观、佛寺。  以两汉外戚专权为鉴戒。  唐玄宗欣然接受。次日，姚崇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后升任紫微令。 姚崇拜相后，佐理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他从整饬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716年（开元四年），山东地区发生蝗灾。百姓只知设祭膜拜，却不敢捕杀蝗虫，任由蝗虫嚼食禾苗。姚崇上奏道：“《诗经》道：‘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帝也曾下诏道：‘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这些都足以证明灭除蝗虫是应该的。蝗虫怕人，容易驱除。田地都有主人，让他们救护自己的庄稼，一定会很卖力。夜间焚火，在旁挖坑，边烧边埋，蝗虫才能灭尽。古代有除蝗而没能灭尽的，只是因为没有尽力。”于是派出御史为捕蝗使，督促各地灭蝗。 当时，朝议鼎沸，都认为蝗虫不宜捕杀，唐玄宗犹豫不定。姚崇进言道：“庸儒拘泥不化，不知变通。事物的发展常有违反经典而切合潮流的，也有违反潮流而合乎权宜的。古时曾有蝗灾，只因不肯捕杀，以致发生饥荒，百姓相食。如今飞蝗遍地，反复繁殖，河南河北家无宿粮，若无收获则百姓流离，关乎国家安危。灭蝗即使不能尽灭，也比留下来形成灾患为好！”唐玄宗深以为然。 唐玄宗虽被说服，但百官仍疑惧不安。黄门监卢怀慎道：“蝗虫乃是天灾，岂是人力所能除。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和。”姚崇道：“楚惠王吞蛭治好痼疾，孙叔敖斩蛇得到福报。如今蝗虫可以驱除，若任其成灾，粮食将被食尽，到时百姓怎么办？灭蝗救人，如果天降灾殃，有我姚崇承担，绝不会推诿给您。”卢怀慎无言以对。 地方官员对灭蝗之举仍有反对意见。汴州刺史倪若水进言道：“只有修德才能消除天灾，前赵刘聪除蝗不成反而招致更大的危害。”他拒绝御史的指挥，不肯灭蝗。姚崇写信责备道：“刘聪篡逆之君，德不胜妖，陛下圣明之主，妖不胜德。古时州有良守，蝗虫不敢入境，如果说修德可以免除蝗灾，发生蝗灾就是无德造成的么？”倪若水不敢抗拒，只得配合捕杀蝗虫。 在姚崇的坚持下，蝗灾的危害被减小到最低限度，虽然连年蝗灾，也没造成大面积的饥荒。  姚崇在京城没有住宅，寓居在罔极寺中，因疟疾卧床不起。唐玄宗每日派遣使者数十人，前去探病，每遇军国重事，都命黄门监源乾曜去征求他的意见。后来，唐玄宗采纳源乾曜的建议，命姚崇搬入四方馆居住，并准许他的家属侍疾。姚崇认为四方馆存有官署文书，不是病人居住之地，极力推辞。唐玄宗道：“设置四方馆本就是为官员服务，朕安排您住进来，是为国家考虑。如果可能，朕恨不得让您住进宫里，您不要推辞！” 姚崇虽是一代贤相，但却教子无方。其子姚彝、姚异广交宾客，招权纳贿，遭到舆论的非议。中书主书赵诲接受胡人贿赂，因事情败露，被唐玄宗定为死罪，姚崇也极力营救。玄宗对此非常不悦，在赦免京城罪囚时，特意在敕文中注明，将赵诲流放岭南。姚崇为此忧惧不安，数次请辞相位，并推荐广州都督宋璟继任宰相。不久，姚崇被罢去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 唐玄宗虽将姚崇罢相，但对他仍极为尊崇，让他五日上朝一次，遇到重大政事也专门征询他的意见。 720年（开元八年），唐玄宗封姚崇为太子少保，但他却因病没有接受。 721年（开元九年），姚崇病逝，终年七十二岁，追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729年（开元十七年），唐玄宗又追赠姚崇为太子太保。

8. 姚錱的介绍

姚錱，实验生物学、肿瘤生物学家。江苏常熟人。193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生物系。1949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早期从事实验形态学和胚胎学研究。后致力于实验和人体肝癌研究，建立了甲胎蛋白免疫检测法，首先用于人群普查，为发现亚临床肝癌作出了贡献。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四日上午九时五十五分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九十岁。